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钧都在拒绝着自己人生中那根“胡萝卜”。

(相关资料图)

“胡萝卜”是他对于人生的一个比喻，代表着不同阶段的“所谓幸福”——

比如读书时考一个好大学，毕业了找一份好工作，到年纪准时进入一段婚姻，再过两年可以考虑要个孩子。

似乎每获得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下一个目标又来了：“就像一个被吊在不远处的胡萝卜，但是你永远咬不到。”

郑钧不想成为一个“追胡萝卜的人”，于是他颠覆着世俗意义上的“本应该”。

他离家出走、从大学退学、拒绝一切所谓“正确的道路”；成名后，他努力成为一个“标准化之外”的人——讽刺乐坛现状、攻击流行歌手、公开宣布拒绝一切奖项。

然而，太过强烈的爆发，也一定会带来波及影响。后来，生活的真相如同子弹一般，一颗颗连续打来，郑钧说：

“我觉得我投降了，不再坚持了，我愿意做一个快乐且平庸的人。”

郑钧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件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大的讨论。

前不久，因为发现儿子说谎，作为惩罚，郑钧让儿子“磕头1000下”作为惩戒，之后，他将这件事编辑出来，发布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初衷只想作为分享，但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他上了一次热搜，引发了不小讨论。

有人将郑钧的这一行为定义为“体罚”，形容他发的内容“爹味十足”，也有人认为他“有些极端”——治标不治本。

事后，郑钧删掉了微博，并解释了自己罚儿子磕头只是一种“喜马拉雅瑜伽的精髓动作”。

郑钧回应

事情就此结束，但复盘这件事，会发现无论是解释、删博、还是极为严格地要求儿子，这一系列的妥协行为，都很不“郑钧”。

毕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郑钧都被认为是某种“拒绝规则”的代表。

郑钧旧照

无独有偶，上一次郑钧被广泛议论，也是因为家事。

3年前，郑钧的妻子刘芸登上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因为在节目中并不讨喜的表现，有不少人到郑钧微博下留言，让他“管管嫂子”。

对此，郑钧耐心回复：“谢谢朋友，但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

似乎人到40之后，那个昔日的“愤怒青年”，突然在一夜之间转变了人生属性，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郑氏自洽哲学”。

再聊起自己，郑钧将自己分割成三份：

一个特别无聊的丈夫，

一个特别糟糕的儿子，

一个还算不错的父亲。

至于那些曾经的“摇滚不死”与“老炮精神”，郑钧早就不再提起。

1974年，父亲因为白血病去世那年，郑钧只有7岁。

在他的脑海里，与父亲有关的场景，只留下了两个。

一个是5岁那年，查出白血病的父亲得到允许，从医院回到家中待了一个半小时，在那次短暂的相处中，父亲将年幼的郑钧抱在腿上，在纸上给他画了一个猪八戒。

另一个则是在7岁那年，父亲离世，看着躺在殡仪馆里面色蜡黄的父亲，郑钧没有落一滴泪。

他不懂为什么家人们都在哭，就像他不明白“死亡”二字意味着什么一样。

郑钧谈父亲

1967年，郑钧出生在西安的一家书香门第。

爷爷郑自健毕业于黄埔军校；外公温君伟是留学日本的工程师，西安第一根民用电线，便是接在了外公家；奶奶毕业于女子大学，很早就给家里买下了一台手摇黑胶唱片。

郑钧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7岁之前，郑钧的人生并没有遇到太多挫折。

郑钧（一排中间）与外公

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属于郑钧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走向。

父亲离世后，照顾两个儿子的重任落在了母亲的身上，那时母亲在学校里工作，每个月工资只有58块钱，还要偿还因为丈夫生病欠下的2万块钱。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从那时过来的人，知道那会儿的“2万块”意味着什么。

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家中的每一笔大小开支，都需要精打细算。

作为长子的哥哥，常常帮助母亲分担，郑钧说：“那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个11岁的‘父亲’，与母亲坐在灯下，讨论家中的大小事情。”

哥哥只比郑钧大4岁，但长兄如父，在郑钧的成长阶段，他常常会因为做错事情被哥哥揍，那时郑钧恨透了哥哥，甚至冒出过自杀的念头。

被打到忍无可忍时，郑钧在自己卧室墙上咬牙切齿地刻下一排字：

“长大以后，不能忘记”。

郑钧（右）与哥哥、母亲

对于那时的郑钧而言，西安像极了一所监狱——在里面始终有人惩罚你，无法反抗也不能逃跑。

也正是因此，在高考时，郑钧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母亲希望他留在西安的愿望，执意报考了距离西安1000多公里的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纵使前路漫漫，郑钧没有任何目标，但对他而言，那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逃离，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告别，更是第一次接近自由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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