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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书影（凤凰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1929年，陈寅恪有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其中,“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一句，说出了当时众多中国学生去日本学习中国历史的尴尬现状。不过，文化交流向来都是双向的。1930年代，也有一些日本学生来到北平，致力于中国的文史之学。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的目加田诚就是其中之一。《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给我们留下了1930年代日本汉学家在北平学习的盛况。

这本日记记录了作者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3月在北平的生活起居与读书交游。生活起居方面，此书可谓1930年代北平风俗史与生活史的真实写照。作者巨细靡遗地记录了北平那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清澄高远的天空、让人惊奇又惊喜的鸽哨声、重阳节前后街头卖菊花的盛况、便宜坊吃北京烤鸭的温馨、街头巷尾小贩的叫卖声，来今雨轩文人雅集的盛况、书铺伙计的恳挚淳朴等等。如今回首，恍如隔世。那是抗日战争来临之前北平的繁华惊梦。

读书交游方面，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加田诚、小川环树、滨一卫等汉学家频繁出入于北平的饭馆、电影院、戏院等场所，也可以看到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刚来北平时，目加田诚所交往的中国学者，多是老派的旧学者，如杨钟羲、江瀚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多来往的是新派文人了，如胡适、周作人、钱稻孙、朱自清、孙楷第、俞平伯等等。随着交往的深入，目加田诚住进了钱稻孙家中，而他的朋友滨一卫则住到了周作人家中。也正是在钱稻孙与周作人的帮助下，目加田诚得以在中国大学旁听孙人和、吴承仕等人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旁听马廉的课程。与此同时，目加田诚还跟几个日本友人邀请杨树达在每周日给他们讲解《说文解字》。与这些中国学者的交往与请益，为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以他与胡适的交往为例。来到北平后，目加田诚花钱雇佣满族人奚先生每天给他读一回《红楼梦》，借助这一方式来学习汉语。有了这层因素，他对《红楼梦》的学术兴趣与日俱增。1934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需要预习明天的功课，所以读了胡适的《考证》。”这里谈到的考证，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方法，不仅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在日本学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阅读了胡适的这篇论文之后，目加田诚对《红楼梦》的相关史料非常有兴趣，他尤其关注胡适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1934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景山书社求得《文哲季刊》旧刊的二册(为清代两词人的恋爱故事)以及《国学季刊》(新出版的胡适有关《石头记》钞本的文章)。”此后不久，目加田诚和他的几个朋友还专程去胡适家拜访了胡适，两人就《红楼梦》的相关问题有过深入的学术交流。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的小说史考证对日本汉学家的影响。陈寅恪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评价不高，但对其小说史考证则评价甚高。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出现空缺，陈寅恪认为最合适的继承者就是胡适。邓广铭在回忆中提到了陈寅恪提议让胡适做院长的理由，他说：“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目加田诚的日记，为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此书最让人敬佩的是日记中的注释。在此前的读书经历中，有三本书的注释让我印象深刻：一本是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此书注释之精彩，乃学界公认。不论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还是小川环树，对此书的注释都推崇备至，晚年的胡适对此书的注释也是赞赏有加。一本是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的注释写得洋洋洒洒，时而拿胡适观点来借题发挥，时而与胡适商榷抬杠，可谓妙趣横生。还有一本是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注释中时而辨析不同学者治学上的异同，时而展现众多学人生活中的奇闻轶事，让人惊叹于作者腹笥之渊博。这本《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真是展现了注释者的学术功力。日记中，目加田诚谈到他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涉及的汪中、龚自珍等人感兴趣，注释中就会给出《越缦堂日记》中的相关评论。日记中，目加田诚记下了他跟朋友去真光剧场看电影，注释中就给出了真光剧场的来龙去脉。日记中，目加田诚记录了他去饭店润明楼与朋友吃饭，注释中就会给出润明楼的前世今生，还会给出这家饭店的招牌菜，甚至还会提供同时代的日本学人在这家饭馆吃饭用餐的相关回忆。可以说，读此书的注释，乃是一大乐趣。一书在手，北平知识人的社会交际与娱乐享受，也就活灵活现展现于眼前了。

读罢此书，还有两个感想：第一，当目加田诚、小川环树、仁井田陞等青年才俊游学于北平之际，同样是在1930年代，同样是在北平，以费正清、顾立雅、卜德为代表的美国青年人也以当时的北平华文学校为中心，致力于中国的文史之学。二战之后，目加田诚成了《诗经》的研究权威，小川环树成了唐宋文学研究的大家，仁井田陞成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巨擘。与此同时，费正清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第一人。而顾立雅之于中国上古史，卜德之于中国哲学史，均已赫然成家。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第二，想到1930年代的北平，聚集了如此多卓越的学术人才，总让人觉得，当时汉学研究的中心，并非在巴黎，也不在京都，而是在北平。关于当时北平的学术盛况，没有人比身在其中的钱穆说得更好了。他在《师友杂记》中写道：“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目加田诚北平日记》，恰可为钱穆的这一论断做一注脚。

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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