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火炕和灶的痕迹、明确长城建筑营建时序、发掘出比较完整的疑似炮台设施……近日，箭扣长城考古发掘项目取得多项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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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长城箭扣段考古修缮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北京怀柔箭扣明长城141-145号敌台及边墙保护项目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西栅子村南山脊上，箭扣长城“三险”之一“天梯”的东侧，即著名的“将军守关”处。

航拍“将军守关”敌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本次长城考古系配合该段长城的保护修缮工作而开展的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发掘对象包括141-145号共计5座敌台及敌台间的长城墙体、登城便门、暗门等长城建筑遗址，发掘面积2530平方米。

为什么选择这段长城作为研究性修缮项目？“经过前期精心挑选，我们发现141号到145号敌台虽然只有486米，但地势多变，有陡坡段、缓坡段、平段，敌台、边墙病害形式多样，有空鼓、歪闪、开裂、下沉等，敌台的类型丰富，有空心有实心，适合进行考古发掘。”怀柔区文物所所长张彤说。

张彤介绍，研究性修缮项目主要包括前期勘察、考古发掘、设计方案的制定和施工四个阶段。“经过前期的勘察和考古，能够对长城的病害特征、成因和发展趋势进行更精准的研判，制定详实、科学的设计方案，这也是研究性修缮的一大亮点。”

考古修缮地的提示语。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此外，我们还全程进行数字化记录，对长城开展为期一年的监测，考察风吹、雨淋、地震、动物等自然因素对长城的扰动，为修缮方案的制定和施工提供数据支撑。”张彤表示。

城墙上的树根。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长城防御武器以短柄武器和火器为主

据介绍，目前本次考古已完成145号、144号、143号敌台的发掘工作，剩余区域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次考古发掘明确了145号、144号、143号三座敌台的建筑规制和工程做法。

“考古过程中，我们发现，山上的建筑和山体结合得非常好，古人既不会把石头全部削掉，也不会让石头影响建筑的安全，而是巧妙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了。”箭扣长城考古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说。

提起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他表示，明长城考古不会像三星堆那样出土非常闪亮的文物，大致分为建筑构件、武器和生活用品三类。“长城的修缮保护不会对实体建筑进行全面复原，但可以进行虚拟复原，而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建筑复原的重要依据。”

出土的长城建筑构件。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武器方面，因为考古发掘还在继续，目前只发现了一些弓箭箭头。值得注意的是，长城的空间非常狭小，防御武器以短柄的武器和火器为主，不太可能使用大刀、长矛等长柄武器。”尚珩说。

出土的武器。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首次发掘出较完整疑似炮台设施

此次考古首次发掘出比较完整的疑似炮台设施。尚珩带领记者来到墙体旁的一堆石头旁，“起初我们觉得这堆石头很奇怪，经过考古清理，发现是人工垒砌，非常规矩，判断很可能是一座炮台，而且正好对着长城垛口，便于开炮。”尚珩表示，在之前的长城资源调查中，这种设施由于不够明显或者被植物覆盖，基本会被忽略。“通过此次发掘出的炮台规模，可以想象当时火器的体量非常大。”

城墙上的炮台设施。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作为此次考古规模最大的一座敌台，“将军守关”的新发现也让考古人员格外惊喜。“明代的敌台分成三个等级，最常见的是三等敌台，‘将军守关’这座敌台非常壮观，很可能达到了二等等级，这里可能住过一个基层武官。”尚珩说。

航拍“将军守关”敌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他介绍，敌台周围的散水结构铺得非常讲究。“水往下滴的时候，久而久之会侵蚀地面，危害地基，而散水结构可以减少水对地基的损害。有些地方的散水结构就是拿碎砖、碎板铺垫一下，这座敌台的散水呈斜坡状，而且非常讲究。”

六层砖铺的敌台放脚也让人感到惊叹。“放脚是为了增强敌台的稳定性，之前见到的放脚一般不会做的这么壮观，目前是北京仅有的一个。敌人兵临城下时，能够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将军守关”的敌台放脚。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

保留人为使用的痕迹，体现长城温度

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在敌台顶部的铺房内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台这类生活设施遗迹，不仅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丰富了长城文化内涵。尚珩介绍，考古人员在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烧过的碳化合物和动物骨骼，后期会进行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方面的分析，最终确定使用年代。

敌台上的火炕。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之前我们疑惑，敌台及其上面的炕是不是同时修的，考古过程中发现，敌台是先建的，敌台坍塌以后，当时的人用坍塌后的砖修建了火炕、灶台。”张彤说。

尚珩介绍，灶台和火炕所在的房子叫做望亭，是古代士兵居住、生活的区域，也是考古发掘清理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区域。“刚才大家看到的一些建筑构件、武器和生活用品，大都是在这个区域陆续出土的。”

长城上的保安守护着考古修缮地的安全。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在144号敌台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非常明显的古人生活痕迹。站在云雾缭绕的敌台顶部，尚珩向记者介绍，屋门的内外两侧地面砖损毁非常严重，并且房屋里炕头前面的砖和门道前面的砖损毁非常严重，这是古人频繁出入门，进屋上炕留下的痕迹。

“按照以前的做法，这些破碎的砖会被替换掉，但这些人为使用的痕迹也是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的温度就体现在这里，后期我们会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保留和展示。”尚珩说。

发现敌台修建时间早于长城墙体

此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143号敌台的北侧立面还发现了一处严重的病害。“因为它具有代表性，能看到空鼓和歪闪的结构，后期我们会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它作为病害展示。”尚珩说。

143号敌台北侧立面的病害。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

设计人员介绍，空鼓是水从上方进入条石与毛石之间，冬天冻胀之后，把石头往外撑，形成弧形的状态。“当达到一定的限值，墙体就坍塌了，所以现在能看到墙体已经垮塌和即将垮塌的状态。”

据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石碑显示，145号敌台修建于万历十二年，144-143号敌台间的长城墙体则修建于万历二十五年，即单体建筑的修建时间早于长城墙体，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不同时期长城防御体系的样貌和发展变化。

航拍145号敌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以前我们一直关注的是碑文本身的内容，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更关注它原始的位置，145号敌台出土的石碑是字面朝下的，我们判断它原本是镶嵌在垛口墙上，如果日后做展示的话，我们建议复制一块碑放在长城上，可以让人实地感受石刻文化。”尚珩表示，倒塌的墙体也会在确保长城建筑安全的前提下，做最大程度的保留。

他介绍，考古发掘最直接的目的是为长城保护方案的制定提供全面、系统的科学依据。“长城虽然是古建筑，但更多是以遗址的方式存在，很多部位没有显现出来，做保护的前提是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文物保护最终目的是尽最大可能把实体保留下来，让文化传承下去，不让它在我们的手里消失。”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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