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王阳明自小不受绳墨约束，喜欢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日后平南、赣乱事，平宸濠之变，平思、田变乱，一介文臣，竟然3次救国家于危难。中进士，做官，虽不显倒也平淡，但因辩戴铣案而被廷杖，随后被贬贵州，于是有了格竹子、龙场悟道。在王阳明的一生中，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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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向大众准确、完整讲述王阳明和阳明学，并不容易。学者、作家周志文有感于市面上有关王阳明及阳明学的著作要么学术气息太浓重，要么偏重其事功将之近乎神话，遂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写作态度，努力呈现一个形象较完整和生动的王阳明，更明白阳明学的可贵之处。

周志文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阳明学十讲》中，周志文用两讲的篇幅大致梳理了传统儒学史，以帮助理解阳明学的地位，又用了两讲铺陈了王阳明的传奇人生，后面六讲集中介绍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阳明学的核心思想以及阳明学与朱熹之学的关系等，对阳明弟子、后学流派及其在日韩的发展情况等也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使读者能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在周志文看来，“阳明学其实很简单”，他试图以平易晓畅的方式将阳明学讲清楚，没有繁冗的征引注解，也没有太多个人观点的展开和演绎，确实如其所愿的“清爽”，对读者入门性地了解阳明学非常友好。

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曾在台大中文系任教，现已退休。除了学者身份，他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出版了多部散文作品。所以，他对阳明学的讲解，既有典雅的历史感，又有一种哀而不伤的韵味。

用利于大众接受的方式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同时又不失学术含量，其难度不亚于学术研究本身。首先，学者的语言系统必须得有所改变才行。专业研究多是在细部将问题一点点展开，而通俗著作则是需要把这项研究的全部整合起来，融会贯通，系统性地进行讲解说明。 如果没有很高的平衡力，是很难把握住的。

9月18日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在中华书局直播间谈到他阅读《阳明学十讲》的感受。何俊说，这本书是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完整通读的一本书”，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巨大的阅读的快乐”。在他看来，《阳明学十讲》对阳明学的讲述非常完整，让读者对阳明学有了通盘的理解，“将阳明学放到整个中国思想史、儒学史的脉络中，从孔子讲起，经过唐宋，然后聚焦到阳明，再往下阳明学的门人后学等。尤为难得的是，在最后一讲中，清朝以后阳明学延伸到日本、韩国的发展问题，把学术研究的前沿所关注的东亚阳明学的研究也涉及了。”

周志文这样理解“良知”：“这个词非阳明所发明，而是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天生就具有的一种直觉判断，比如对善恶、是非、对错、美丑等的判断，是天生的就有的。既然人有良知、良能，为何世界上不见得都是圣贤？孟子认为，人的良知被蒙蔽了，良能丧失了，所以要致良知，寻找失掉的良知。”

阳明学的出现和朱熹有什么关联？周志文提到，隋唐以后的儒学发展到了宋明理学，在发展脉络中来看良知学，“我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彼此互为表里，互相作用，两者各有其优缺点，并非一个是绝对的真理，另一个是绝对的错误。如果用朱子的道问学的方法来做德性上的探求的话，会有所不及；但如果纯粹用阳明心学的方式来探求的话，那需要具有非常高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朱子的道问学，对一般人来说比较容易做到，很容易把握；阳明和陆象山的心学非常高明，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做到，若是勉强，又很容易变得过于自信、过于任性。所以说，朱子学和阳明学是互相调适而互补的。”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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