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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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归处》是刘庆祥的第一本散文集。对于一个写作多年的作家来说，这本书似乎有些姗姗来迟。但依我看，说正当其时也未尝不可——再过三个月，刘庆祥就年满六十，于是，这本书便有了一点总结或者重新启程的意味。似是在半生游走于职场之余，终于对文学，或者说终于对自己，做出了些许补偿或交代。

那是大河尾闾的一片新淤地，它脱胎于那条大河，也带着大河桀骜不驯的野性。年轻、荒凉、空阔、神秘、不谙世事。它似乎还沉浸在河流的颠簸之中，还没有习惯在陆地上停驻，还没有习惯平稳的生活，还没有习惯自己的身体里长出野草、树木、庄稼、房屋……它像一只回不到森林的野兽，在宿命中等待却又抗拒着人的驯化、驯服。

那是刘庆祥生活了十八年的土地，是他无论身在何处都魂牵梦绕的故乡，是他始终锚定的精神坐标与灵魂安放之处。我想，他与文学的纠葛与牵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那片土地难以割舍的叙事抱负与写作心结。

现在，那个荒洼里长大的孩子成为故乡往事的记录者、讲述者、解密者。收入《大河归处》的30篇散文，从日常性的视角，清晰地勾画出家族谱系和村庄面貌，再现了黄河入海口这片土地上的本原性生活。是的，本原性，在写作上，刘庆祥恪守着对故乡的忠诚，不躲避、不回避，不掩饰，不修饰，以率真的、裸露灵魂的文笔，让那些貌似琐屑、平庸、重复的日常，那些附着在农人身上的苦难、痛楚、卑微、困顿，当然，也有杂糅其中的纯朴、本分、快乐、美善，从旧时光里一一浮现出来……

难舍亲情。读这本散文集，最让我感动的是凝结在字里行间的深深情愫——父母之情，兄弟之情，乡亲之情。对于父母，刘庆祥写得内敛、节制。他似乎不愿惊动离世的父母，不愿碰触自己内心敏感柔弱的神经，却又无法绕行。双亲的影子在多篇文章里惊鸿一瞥，虽着墨不多，却是书中贯穿性的存在。有时只廖廖几笔，就凸显出父母的鲜明个性，为读者塑造了丰满的、立体的形象。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自小失去母爱，十六岁就跟着大人到黄河口垦荒种地、重建家园。他“曾被指派去延安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曾被安排南下。”但终究还是难舍故土。在《下洼》里，父亲为儿子（作者）借来的《水浒传》“用旧报纸精心包上书皮，又用毛笔在书皮上工工整整写上‘水浒传"三个字。父亲读过几年私塾，从不放过写字的机会。”我想，这段文字不仅仅表达了一个农人对知识的尊重，也映射了父亲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态，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母亲出生于家境殷实之家，“遗传了姥爷的刚性秉性”，八岁时弟弟被土匪绑票，她竟然以自己替换弟弟。嫁入寒门之后，回娘家从不提半个“难”字。“母亲持家有方”,对每个孩子关爱有加，又“专治各种不服”，维系着一个十口之家的生存与尊严。在《清明》中，作者因事不能回家上坟，心生内疚，夜深之时想起父母，不禁“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压抑的情感终于得到宣泄，我亦有过类似行为，感同身受，不禁唏嘘。

这是一个十口之家，“每到吃饭，八个孩子就会在锅台前排成一条长龙”。在我看来，苦难比闲适、轻松或者所谓的情趣更有意义。1898年2月，十四岁的周作人在《戊戌在杭日记抄》中记录莴苣笋、青昌鲞、肉丝炒豌豆苗“鲜美可啖”，感叹“天色蔚蓝可玩”。而在70年后的黄河入海口，刘庆祥的两个哥哥，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推着小推车每天行程100余里，搂草售卖补贴家用，每天只能靠“冷啃三四个高粱饼子或窝头”充饥，两双稚嫩的肩膀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骑行在黄河口》一文中，作者也详细描写了十四岁时到槐林拾草的劳苦经历。兄弟们从一个炕上相拥而眠，到各自走向不同的归宿，亦是命运使然。《撕棉花》一文中，作者与“敌人”“四哥”斗智斗勇的趣事，将孩童的心思展现得纤毫毕现，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我仿佛看到一支向黄河口行进的队伍，大人、孩子、妇人，相互搀扶，结伴而行。在《下洼》一文中，作者写道：“他们世世代代随着黄河的延伸，养成了追逐大河繁衍生息的习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靠种地谋生的人才知道泥土的可贵。” 这正是一群如费孝通所说的“很踏实地守着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的拓荒者。共同的生活境遇让他们自发地结为同盟，那是弱势群体面对大自然的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们有的结为干亲，有的成为拜把子兄弟，在生活中互通有无，相互接济，在精神上抱团取暖，彼此慰藉。虽然气力有限，农具简陋，却有着向未知挑战、与天地争斗的巨大勇气。于是，最初的几粒种子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根发芽，最终衍化成一个村庄。

难忘故园。正如作者所说，老宅是一个家族的根基，是人生旅行的起点，又是归宿。第一代的薄帐子屋颤颤巍巍，尚不足以承受孩童以头撞击之力；第二代的土坯房战战兢兢，侥幸躲过了洪水与大雨的侵袭；第三代的砖瓦房虽然亮亮堂堂，似乎撑起了刘氏家族的脸面，但无奈时光蹉跎，终究像离世的父母，在时间的剥蚀下蜕变为一片废墟。如今，姊妹八人合力重修的新房，已然没有了“居住”的功用，只是为了感情的牵牵绊绊，为了“在老宅上留住一份念想，用以牵挂那缕情丝”。

难解乡愁。故乡是每个人生命的原点，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唯一使命就是返乡。而在现实中，这个使命几近奢望。《回望乡关》一文写道，“数千年农耕文明正在消失，一切来得太快，似在恍然之间。” 《夏夜》中，作者感叹：“多年的撂荒地，经过水洗改良，变成了稻作良田。”身处工业化进程之中，刘庆祥心无旁鹜的乡土情结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意志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改变。如今，兄弟们大多跟着儿女进了城，带着刘庆祥到野外下夹子捕鸟的三哥，成了他回乡唯一能够对酌的人。洗澡、偷瓜、打滑哧溜、开仗的童年亦一去不返。短短几十年，几代人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在那片土地上扎下根，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大河东去，不舍昼夜。那片至今还在生长的土地，连缀着并不遥远的过去，又通向没有尽头的“压着远处的树梢的天边。”那里，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吸引着刘庆祥继续书写与思考。因为，于他而言，那片土地，正如《老宅》里描绘的冬日早晨的玻璃——“像一个神秘的魔幻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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