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上海举力筑牢城市软实力精神内核的当下，如何深入挖掘江南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文化进一步展现独特魅力，焕发时代风采，正在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南翔，古称“槎溪”，拥有1500多年的历史。通达的水系使它享有“小小南翔赛苏城“的美誉。古塔、古刹、古园林，仿佛在向当今的都市人群娓娓叙述着古老而精致的江南文化。近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做客由解放日报和嘉定区联手举办的第二届“南翔·槎溪讲坛”，从哲学的角度阐释江南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资料图)

作为自幼在上海长大的上海人，有机会参加 “南翔·槎溪讲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在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运动不断地展开，现代化的大都市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有长久历史的文化古镇，它跟都市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这样的文化古镇，未来发展前景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课题。

一方水土养一方民风

南翔古镇，是江南文化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古镇。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是不少上海市民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在焦虑烦躁、熙熙攘攘的生活之余，找到的一块精神上的喘息之地。南翔作为江南古镇，其基础是南方文化，所以，我们首先要谈谈中华文化的区域性差异。

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区。中国地大物博，在地理环境上有很大的差异。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区域性的人文情感和民俗风情，这就是区域性文化传统在历史中的形成。当然，我们都是中华文化，从北方到南方，从西部到东部，无一不是。中华文化的共同基础有三个方面：一是同说汉语；二是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三是从先秦以来形成的中国哲学的主要学派。在历史的进程中，上述这三方面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

但是，在这个大文化区当中，我们看到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区域性文化的基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方言，语言是很根本的；一个是地理环境的特征。地理环境的特征对农耕文明来说特别重要，这是因为，它意味着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地区差别，也意味着气候条件适宜程度的区域差别。江南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农耕文明因地理环境的特征而形成了不同的展开方式。

这就让我想起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段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于“人法地”的“法”，我反对将之理解为“效仿”，主张理解为“依居”；“地法天”也不是说地效仿天，而是说，天关联着地。至于“天法道”，则指“天就是道”；最后，“道法自然”，即道就是自然。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人法地”，“地”是第一步，意味着“地”的区域性差异使“道法自然”有不同的展开形态。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道法自然”的独特展开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为“江南文化”给出哲学上的表述，即“道法自然的江南形态”。江南文化的种种方面，比如，服饰、饮食、建筑艺术、曲艺等，都是道法自然的江南形式。

由于存在着地与地之间的区域性差异，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有了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小的方面我们不论，大的方面我想主要讲讲北方和南方。

北方和南方的关系，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历史。北方和南方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南方物产丰富，农耕经济丰富而精致；与此相对比，政治、文化的精神中心则每每在北方。

中国文化有其大美，就这一点而论，北方和南方可以用两个词形容——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一阴一阳之为道，所以，我们可以说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阴一阳。这里，阴指的是阴柔之美，阳指的是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用西方美学的表达叫“优美”，阳刚之美，用西方美学的表达就是“崇高”。举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讲北方的自然风光，很多人自然会想起王维的那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用诗歌的语言非常好地概括了北方的自然风光，展现了它的阳刚之美。与此同时，还有这样的诗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这就很好地表达了南方的自然风光，展现了南方的阴柔之美。所以，中国人每每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我们则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民风。

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有南北方之间的比较，甚至是鲜明的对比。比方说，谈及北方的民风，我们就想到战国时候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谈及南方，往往就会想到江南多风流才子之风，这也让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探究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特征的形成。关于此，有一个故事很传神：清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有一次到江南来，住在旅舍里，江南的文人知道纪晓岚来了，就要跟他PK（较量）一下。在纪晓岚居住的旅舍门口，几个文人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咱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等着纪晓岚对下联。纪晓岚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了这个上联，他反应很快，下联就来了：“俺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子，对仗也很工整。江南的文人说出了江南的特征和江南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多山多水多才子”，而纪晓岚则说出了北方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儒家的天下关怀的气象，“一圣人”指的就是孔子，“俺”就是北方的方言，“俺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咱们这里有圣人。这个故事的真假尚不知道，但它生动地让我们看到南方和北方文化特征的差异，也因此让我们理解了在中国的历史上，何以政治中心大多都在北方的缘故。

今天这种差别还是继续存在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人伦规则在北方往往得到了最有力的贯彻，更为深入人心。这种北方南方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北方人和南方人性格、民情的差异。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江南人做到了

接下来，我主要讲讲南方的特征，特别是江南的特征。

中国智慧的基本特征，我们讲大的概念，恐怕是四个字“儒道互补”。儒家讲人伦，讲理想，讲社会秩序如何体现天道。道家讲什么呢？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要顺应天道。儒家重点在人，认为人能弘道，而道家的重点在天。按照道家的思想，人类生活的幸福都来自天，人类生活的麻烦和苦恼则都来自人自己，所以，道家教我们做减法，尽可能拿掉人为的因素，达到无为的境界。值得提醒的是，道家的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人为地做事。

中国智慧的这一方面，在江南文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例如，园林建筑。中国人的建筑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一定是园林建筑，就连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也提到了中国的园林建筑。中国的园林建筑为什么与欧洲的建筑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这主要是因为道家的精神，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的艺术，无论是建筑还是音乐、绘画、书法，其艺术成就的基础就是道家精神。比如，中国绘画有工笔画，但成就最高的是写意画，写意画的精神基础就是道家思想。江南的艺术确实是更充分地体现了道家境界。

南翔镇有一个园林建筑叫古猗园。上海人或者外地游客到南翔镇来，不光可以逛一逛古镇，吃一吃民间的美食，还可以到古猗园去。古猗园的占地面积多大我不知道，但它能够融天地造化于园林、溪流之间，这就是中国园林建筑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本是在人为的建筑里，但又仿佛在天地之间，这就是中国园林建筑追求的审美理想。再比如，上海的豫园，虽然很小，走进去也是觉得仿佛身处天地之间。

刚才我们说儒道互补，在江南，则以道家思想为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人民的普通生活中。与此同时，儒家的思想在江南也有体现。《论语》中有这样的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家觉得，农耕文明在饮食上的价值追求，“食不厌精”是在北方实现得好呢，还是在南方实现得好呢？北方的饮食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把孔子“食不厌精”的饮食文化理想贯彻得最充分的还是江南美食，比如，南翔小笼。来到南翔，你能不吃小笼包吗？美食是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几年前，中国人拍了一部脍炙人口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一个例证。虽然口味没有优劣之分，但按孔子的说法还是有标准的，那就是，是否够精，是否够细？而这一点，显然，南方人真做到了。

可以发现，这也表明了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热爱庸常的生活。江南百姓专注于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安居乐业，晚上一杯黄酒，听着评弹，那个曲调多优美而悠长啊，唱出了农业文明的幸福感。

文化古镇是都市人精神上的喘息之地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江南文化古镇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大都市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海派文化。上海作为现代城市的兴起过程，同时也是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广州等几个城市都发生了西风东渐。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生活中的全面相遇，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做得非常成功——形成了所谓“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中国文化做底子，去学习西方文化的新鲜事物。

以艺术为例。中国人在西洋画中领会了西洋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学习了西洋画的创作技法，但画的仍然是中国的笔墨画。把西洋油画的创作技巧融入中国笔墨画中，把西方的审美趣味和中国原来的审美趣味相结合，就产生了海派绘画。海派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海派绘画的形成，任伯年、吴昌硕等人就是海派绘画的中坚人物。海派文化有一个跟它对应的概念，是京派文化。京派与海派之间是经常对话的，在各个领域里面，包括京剧怎么唱，绘画怎么画，音乐怎么写，以及文学创作怎么做，等等，都有对话。例如，文学上的鸳鸯蝴蝶派会诞生在北京吗？不会。鸳鸯蝴蝶派就诞生在江南。从这个方面来看，海派文化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启示，即，我们不要拒绝西方文化，我们学了西方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安排等，我们的科学基本上属于西学体系，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的文化，我们也有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等等，因为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但是，这一切仍然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确实就是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呢？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是，一定要拒绝一种倾向，就是把中国的近代城市文化传统仅仅当成是一种猎奇的对象，当成是商业运作的材料。我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资本运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文化产业就是资本运作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结合。在传统文化的领域里，资本运作不能把传统文化仅作为消费的对象来看待，也即，不应当是传统做平台，商业来唱戏。在这个领域中，资本运作应当自觉地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创新而服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走出一条新路而服务。这就是商业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大都市与文化古镇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谁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有原则的重要性。

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大家都知道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这个主题应当如何用英文来翻译呢？当时复旦大学知名学者陆谷孙先生说，希望有更好的城市，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最终，世博会主题的英文为“Better City，Better Life”。我非常同意陆谷孙先生的观点。我们对现代都市生活不能不采取一点批判的态度。都市生活确实方便，充满商机，但是也要看到，在现代都市中，人们的生活也容易被资本和技术所异化。所以，疏离自然，甚至单纯地把资本和技术的进步就直接看成是文明的进步，这是有问题的。我们都看到了，一旦有了长假，不少人就会逃离都市，逃到哪里去呢？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或走进凝聚着悠久传统的古镇。围绕着大都市周围的、被保存下来的小镇，一般都有它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遗迹，这些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在文化精神上的寻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文化古镇是都市人精神上的喘息之地。我是这么看待文化古镇的地位的。

最后，我想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结束演讲。他在1966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访谈，访谈的文字后来发表了，其标题是“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当时的欧洲，现代性病症已全面表现出来，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充分展开，欧洲人发现自己“无家可归”。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有警示意义。它同样在提醒着我们：当我们全面地处于现代性的生存状况（这状况就是只有两个生存目标：1、提高资本增殖效率；2、改善利益分配机制）中时，我们的生存根基在哪里？我们还可不可能有新的文化创造？当时，海德格尔这么说道：一切真正伟大的创造，只可能来自于人有一个“家”，并且在某种传统中扎下根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这一文化凝结着中国人的生命感受、生命体验，凝结着中国人对天道的体认和觉解，凝结着中国人对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领会。我们切勿把传统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遗迹般的存在，是一种仅仅提供给我们对过去的回忆的东西；不，它是一种思想，是中国人向来以感激的心情铭记着的存在，是中国人的文化创新的不竭源泉。

（整理人：李小佳）

【思想者小传】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艺术哲学研究，著有《哲学导论》《艺术哲学》等。曾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美学教研室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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