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作者 艾俊川

《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出版

(资料图片)

印刷史已成为

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印刷史的故乡。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直到清末民初，开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时中国传统印刷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蔚为大观，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毋庸讳言，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明显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存在疑点，难以令人信服。这些问题，客观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对待已有材料时，未能坚持以实物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过于依赖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又未能对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以至于落入语言陷阱，误导了研究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技术，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从技术资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技术、工艺说明存世无多；从文献资料看，多数时候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能准确理解，容易形成误读和误解。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导致误读；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习惯语言来形容新生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三是语出多歧，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纷纭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领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艺，而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因对古汉语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观点分歧，存在很多误读和误解。误读非仅发生在当代。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种说法，其根据都是古书中某个看似描述“印刷”的词语。如清人郑机以《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刊章捕俭”一语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明人陆深、胡应麟等以隋大业十三年（617）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这些立论根据，经过学界反复辨析，均确定为误读。与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有关的研究领域，同样充斥着由古人含混记载带来的事实不清和观点冲突。可以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论，很多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足见语言陷阱真实存在，而要跨越这个陷阱，必须以实证为桥梁。

中国印刷史研究有一个巨大优势，

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

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最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术文献。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传统中，较早已出现了通过观察版面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称“观风望气”之法。前贤们观望的“风气”，主要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印刷技术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

总之，研究中国印刷史，在古代印刷工具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印刷品实物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入手。一是应认真观察印刷品版面，记录各种墨痕印迹，分析形成这些痕迹的技术原因，确定不同印刷技术的版面特征，反推印刷工具和工艺。二是要用版面特征与文献记载对照，检验记载的准确性，若二者不能契合，应首先采用版面证据说明问题。三是对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要进行语言考辨，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

本书汇集的三十余篇文章，就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寻真相的结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纸”与印刷的关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材质与制作、排版工艺，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与建立，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以往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有的已形成“定论”，还有的一直未被发现或关注，本书对它们都作了基于实证的研究，得出一些与过去不同的结论，这也是本书取名为《中国印刷史新论》的原因。当然， 书中对各项问题的探讨和结论能否成立，“新论”是否名副其实，尚须读者诸君批评与检验。

（作者为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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