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微信公号 | 作者 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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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明月打头圆。

元夜良宵，月光如水。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又称“元夕”“元夜”，在民俗生活中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闹”是元宵节的主题，“闹”的形式丰富多彩，锣鼓之闹、社火之闹、歌舞之闹、游乐之闹、灯彩之闹、元宵之闹等共同构成元宵节的狂欢氛围。现今的元宵节南北各地人们大多仍挂灯笼、吃汤圆（元宵），看元宵晚会。

元宵节是农历新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历新春结束的庆祝日。

元宵与月亮崇拜有关

在四时八节中，元宵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她虽然没有依傍具体的节气点（其他节日大都与二十四节气有较密切关系），但在节日体系中的地位突出，这除了她与春节的关系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月亮崇拜原因，作为天官赐福的上元节，其在民俗信仰中有特殊地位。

因此在说元宵节俗之时，我们不妨来深究一下元宵的起源与发展。

正月望日地位的凸显是在汉代中期以后，汉武帝太初历的颁行为元宵、元夕节地位的奠定提供了契机。太初历是阴阳合历的历法，它采用夏历建寅的方式，将正月定为一年之首月，正月一日为元正，正月十五日晚上升起的自然是新年的第一轮圆月，这就是元夕的意义。

元夕（元宵）处在新岁之首，其地位因此超过一般的望日。

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虽然太初历颁行之后，元宵有了发展的契机，但作为一个民俗大节，它的出现还要有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据一般的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元宵）在西汉已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西域记》称印度摩揭陁国正月十五日会聚僧众，“观佛舍利放光雨花”。汉明帝为了表彰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

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六朝隋唐时期正月望夜的灯火愈烧愈旺。

当然元宵节俗的真正动力是因为她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元宵有三“闹”

在传统社会，节日是一项态度严肃、规则鲜明的社会游戏，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着节日的游戏规则，参与到节日活动中。

元宵的民俗与除夕相对应，除夕夜是关门团年，在新旧时间转换的过程中，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 元宵夜与之相对，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

“闹元宵”之“闹”就生动地映射出元宵节俗活跃的文化精神，元宵的锣鼓、元宵的灯火、元宵的游人编织着元夕的良宵美景，构成了中国传统节俗的独特景观。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锣鼓、社火之闹，激动人心，唤醒冬眠大地。

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

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节日气氛的营造离不开锣鼓，正月十五是春节的高潮，锣鼓敲得更响。没有锣鼓或锣鼓不够用时，人们将能发声的器皿也敲起来，湖北孝感有“正月半，敲铁罐”的谚语。

据《清嘉录》记载，清代苏州元宵也是热闹非凡，“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

二是歌舞游乐的人声。元宵节是民间歌舞的盛大演出日，除一般通行的舞龙、舞狮的节目外，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献演乡村戏剧，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花鼓戏、采茶戏都是元宵常演的剧目。东北地区将乡民化妆作剧，称为“太平歌”；河南及两湖（湖南湖北）地区称为“妆故事”。河南洛阳“歌楼鳞次，丝管嘈杂，灯下设杂剧百戏，游人填塞街衢”。锣鼓喧闹、歌舞杂戏是元宵节俗的主要“声”源。

元宵锣鼓与太平歌舞在今天看来，主要是烘托了节日气氛，是游戏娱乐，但其原始意义与腊鼓、傩仪一样，是具有巫术意味的节俗活动，其目的在于驱傩逐疫、召唤春天与苏醒大地。

灯彩之闹，增添城市、乡村节日生活气氛。

元宵是色彩鲜明的节日，元宵的色彩除了游人、表演者的衣着打扮华丽光鲜外，主要是灯饰 。灯是元宵的主要节俗标志之一，人们常以灯节、灯会名之。

元宵张灯习俗起源早，扩布广。它来源于上古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后世民间正月十五以火把照田，持火把上山等就部分地保存了这一习俗的古旧形态。随着佛家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元宵燃火夜游的古俗，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的习俗。

元宵张灯习俗与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密切相关，市井民俗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好奇慕异。隋唐以前正月十五夜张灯的记述稀少，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在记述荆楚地方正月十五节俗时，没有提到张灯之事。到了隋朝，京城与州县城邑的正月十五夜，已经成为不眠之夜。

张灯习俗的大扩展是在唐宋时期，唐朝不仅在京城制作高达80尺、光映百里的“百枝灯树”，还将张灯时间延至三夜。十四、十五、十六三夜取消了通常的宵禁，让人们彻夜自由往来，所谓“金吾不禁”。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十七、十八两夜，最初在限于京师开封府，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灯品繁多，元宵灯市琳琅满目。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的元宵节，在当时有着生动的表现。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游人之闹，祈求丰年与生活美好。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元宵节日的气氛。正是这样热闹的场景吸引着乡村、城市的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

唐宋以来，妇女是城市元宵节夜的一道风景，她们或登楼赏月看灯，或走出家门走桥玩耍，“了不畏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常常在元宵节夜上演。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他的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是鬼耶？！”男女相看的“看人”，是宋明以后传统社会中稀见的机会，平时限制在各自的封闭的时空中的人们，难得有聚会的日子。正月元宵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秩序的约束，实现着感官与精神的愉悦。

拜紫姑、求婚姻，“卜问蚕桑”，烹制食用类似蚕茧的“元宵”，人们祈求婚姻的美满，子嗣绵延，身体的康健与年岁的丰收。

让传统“闹元宵”变成当代“狂欢节”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

元宵的节俗意义与岁首密切相关，这不仅因为她在时间上与元日连接，是年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宵节作为大年画卷的压轴节目，她是社区民众情感、意愿、信仰的集中表现，是其中最具声色的时间景观。由于是特定时日的特定社会表演，因此元宵之夜在民众社会生活中具有狂欢的性质。

元宵节是春节活动的高潮。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华人也将元宵节的习俗保留下来，比如马来西亚华人青年有元宵“抛柑”的习俗，单身女性在柑橘上写下联系方式抛入水中，男性争相捞拾，期盼结下姻缘；在日本横滨，华人和当地民众元宵节会到中华街赏花灯；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华人们元宵节会聚在一起品汤圆、赏花灯、舞龙舞狮等。

大年新春是一年中最绚丽的时光，元宵节作为大年的压轴节目，是其中最具声色的时间景观。

在年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家或多或少地感到元宵节“闹”的色彩淡了，繁复的节俗被遗忘，大家对元宵节最深的印象只剩“吃元宵”的食俗，当然元宵灯会在一些城市还相当兴旺。关于南方“汤圆”与北方“元宵”的异同，成为互联网上年轻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其实元宵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民族节日，它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

就其社会娱乐的形式看，就有着充分利用的文化价值，在当今日益个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利用元宵这一文化资源，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 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和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会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

更大范围内来看春节文化，其丰富内涵与应用价值是其走向世界的坚实基础。春节在文化内涵、社会价值与生活服务功能上都有广阔的意义，春节民俗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对家庭价值观的坚守、对历史和祖先的敬畏等都是春节走向世界的积极因素。

另外， 红火吉利、体现家庭美学的新春装饰，种类繁多、惊艳味蕾的春节美食，社火、赏灯、舞龙舞狮等动态民俗，都是易于与海外民众沟通的艺术语言。

春节民俗走出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民俗文化送出去，而要让外国民众能够理解春节背后的理念，包括“和”的理念、求新的意识、对家庭的重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等，要用微小的故事和真挚的语言去讲述这些文化内涵，才更容易让外国民众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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