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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大约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纯粹的学者，还有一类致力于改造现实社会，追求社会效果，关注或影响政治文化生活的学者。前者打造“传世”之作，后者要建“觉世”之功。“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降，后一类学者居多，而可称为纯粹的学者的如王国维、陈寅恪、黄侃、钱锺书等，则显得较为稀缺。一代词宗夏承焘无疑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夏承焘（1900—1986），字矍禅，浙江温州人，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问学、治学的一生。在他十四岁时，作过一首《如梦令》，有句“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有感朱庆余《宫词》“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之句），被国文老师张震轩激赏，以朱笔在句旁边画了三个大圆圈，此一鼓励，使少年夏承焘对词发生了浓厚兴趣。十七岁时，他听父亲说起自己二三岁时，一次头上长疮，总是号哭。有金公者抱他到外庭，不料他见庭联却破涕为笑，且注目联上字，金公奇之，告诉家人，说他以后必善读书。这个故事竟对他努力问学，激励不小。

夏承焘以为自己“笨”，所以超于常人地用功，新婚之夜竟也挑灯夜读《文史通义》。他曾解释“笨”字称：笨字从“竹”、从“本”，头上顶着竹册，好好读书，方是做学问的根本。他一直有志于做大学问，1929年他三十岁时曾在日记里写道：“安得假我十年好境地，成中国学术年表，亦足自慰矣。”1939年他四十岁时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自愧治学但能沉潜，南昌不能高明，而稍稍从事广大者”。从此引起警觉。在学问上真可谓如琢如磨。

夏承焘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没读过大学，时常感叹自己“少无名师，此生大憾也”（见1929年4月5日 日记）。后来有幸结识了彊村老人朱祖谋。在夏承焘之前，词坛巨擘为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从王鹏运到朱祖谋，词籍校勘之学得以渐趋完善。而夏承焘在二十岁左右就已熟读了朱祖谋的《彊村丛书》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著作，三十岁已开始深入校勘、考订之学。据他晚年《我的治学之路》称，他与朱祖谋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而每次求教，彊村老人都十分诚恳，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

夏承焘做学问主张“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一件事做到十分好”。曾举近人李详故事，说李详家贫，买不起书，整天就读一部《文选》，每天贴一页在桌子上，深思钻研，反复琢磨。后来触类旁通，学有所成，成为《文选》专家。他的一位研究生（一九六一年第一届）陆坚回忆称：夏老师曾言读书要诵读，从来说“读文”“吟诗”，不见说“看文”“看诗”。还要学生用各地方言朗诵古诗词。常对学生说要“案头书少，腹中书多”，学问要用“文火”，不可用“猛火”。一次，夏承焘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启发陆坚，要心心念念记得学问，留意相关的问题，才能进步。又说：以养孩子的不辞辛苦做学问，无有不成功的（见《古今谈》2018年第四期陆坚《追念夏承焘先生》）。

夏承焘的研究生施议对（一九六四年第二届）曾谈到：“1932年，矍禅先生于《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白石歌曲旁谱辨》，此文一出即成为其成名之作。”并称：先生一生致力于现代词学系统的建立，他建构起独特的词学体系，以考证之学为其词学治学之本，内容涉及词史、词人、词籍、词乐、词谱、词例、词论等。由于词至近代，音理失传，字格具在，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民国以来吴梅开其先河，夏承焘承其学，亦将词学当声学看待，通过字格寻求音理，并将义理、考据、词章三事，当作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进行研究。夏承焘除了有撰写《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外，还有研究宋明理学和整理宋史的宏大计划。

夏承焘有《浣溪沙.自题学步集》云：“六十犹为学步人，昌诗敢负百年身。”正是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成就了一代词宗，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纯粹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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