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快乐是他的，我什么也没有

(资料图)

路飞化身尼卡形态和凯多战斗时，因为“战斗的快乐”而开心得大笑不止，我却一点感受不到快乐。b站的弹幕和评论区确认了我的这种感受，原来觉得不好笑的并不止我一人。

普通人不知道如何从强权的手中解脱或者遇到下一个灾厄的时候如何抵挡，他们没有能力享受与强者交战的快乐、没有能力在跌倒后重新站起；他们没有运气总是碰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没有家世在遭遇绝境时因为机械降神而绝处逢生。无法掌控的敌人、无法掌控的朋友、无法掌控的自己，这是大多数人遭遇的景况。

亲友考上了北大，传给邻居的喜悦，不超过邻居刚刚饱食的一顿大餐，因为引发快乐的事情对他们作用不同；路飞因打倒难缠敌人获得的成就感而快乐，而到了广大群众这里，就只剩下“被拯救”这一结果了，如果原本他们生活尚可、没有到揭不开锅、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那么他们的快乐就更加稀薄。

花再大气力描绘路飞为拯救众人而战斗的初心，也会被其战斗中获得的成就感冲淡。观者终将意识到，引发笑的最重要因素，是胜利、而非救苦救难；是强大、是证明自身强大、是成为超人使其快乐，而不是成为普通人的一份子，是那份超越感使他快乐。

2. 伙伴

黑胡子和路飞本质上是一种人，寻求自身超越的人，意即尼采所谓“主人”、“超人”是也，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路飞的超越是在将自己有别于众人的同时保全众人，而黑胡子则不关心众人的命运。看似无懈可击的对比扬弃，实则大有问题。

护着众人，因其善、因其好，既然“好”，为什么不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而非要成为他们的savior呢？反倒是黑胡子的逻辑更加通畅——他们不好，所以我不要成为他们；不好的应该让位于好的，弱的应该让位于强的。

历史上不乏二人的对应。前者如拿破仑斯大林，后者如希特勒。希特勒败得体无完肤，可拿破仑斯大林也未获全胜甚至未获大胜。斯大林杀的人未必少于希特勒。他们是正义的，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敌人过于邪恶罢了。对于普通人的蔑视，将人视为手段和工具，是他们从始至终的坚持。从总统到皇帝的转变往往是从人的用途转变开始的——原来被拯救的现在成了实现更高目的的炮灰，原先的朋友现在成了挡箭牌。

尾田巧妙地利用“伙伴”这个概念，弭平了团队内部任何可能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用伙伴的协同进步杜绝了其中一些人作为炮灰、挡箭牌、祭品以成主角全功的可能，从而杜绝了路飞的黑化。但是伙伴的堕落、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所有团体都必然遭遇的困难。暴力消除分歧、一种主张取代另一种主张、从所有人的福祉转变为某些人的福祉，是一种绝对善的必然演进路径。路飞团则恰恰相反，团队日益扩大而分歧越来越少、善越来越纯粹，这才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觉得假到不行的地方。

3. 大感化术

前面十恶不赦的坏蛋经过若干流程往往就能顺利洗白，成为正面甚至略带搞笑的角色。

我总觉得这种剧情过于天真，仿佛“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话是什么普世真理；仿佛之前的想不开纯粹就是脑子一时糊涂、被屎糊住了一般；只要心态变了，一切就能迎刃而解、天下就能大同、世界就能和平。仿佛那些客观的、恶劣的环境，那些招致罪恶的匮乏，能够轻易地以少数人的短暂努力——甚至是一场战斗——而得到解决。仿佛那些形塑人的欲望、恐惧的东西得见上帝真颜，立时受洗消失无踪了一般。仿佛人是橡皮泥，可以任意揉搓。这种相对主义的鬼话初见还颇新奇，看多了就只有疲乏和恶心。

人性似铁石，虽然可以变改可却极难，非要高温下反复锻打拿刀子小心雕琢不可。可即便如是，石头也决计成不了棉花般松软，铁也不能像饼干一样酥脆。

数学里面有好多种无穷，不同的无穷之间也有大小之分；家家难念的经，也总能挑出不那么难念的一本。试图抛却程度、大小，而将事情程度的变化扭曲为黑白颠倒、立场逆转，将量变误以为质变，是这种天真叙事的统一症候。

4. 日本人的心灵

通过伙伴的共同进步和大感化术，《海贼》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证明了善的一种错误可能，否认了绝对善的必然退化，将恶的程度变化曲解为恶到善的根本性转变。

利用这种大和解的隐喻，尾田清洗了日本人的历史罪愆——我们变了，所以我们不用承担历史包袱了（大感化术）；利用这种方式，尾田把日本人从战争梦魇中拉了出来——只要我们向往和平，我们就能永远保有和平（伙伴永不堕落）。

藉此，尾田同时从历史和未来中拯救了现在正忧心忡忡的日本人，顺应了整个西方为现代性所做的修修补补，用一种存在主义立场完成了日本人集体的心灵救赎，尽管那些补丁已经风干蚀尽、露出曾经的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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