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曾经撰文论及学术会议的仪式化，但该文写就后未及发表，适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是有同事误以为我是在说那会。这是个误会。拙文实先已写就，不过发表稍晚，恰出现在会议之后而已。若一个人自己做着某事，又对此事表示不满，虽可以托辞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终有些不地道。

在民国早期，倒真曾见类似的现象。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撰文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却并不以其掌握的权力改变这政策，可谓史上奇观。但那是士与大夫分离之后读书人向知识人过渡时代的特殊现象，不易重现。近年也曾见退下来的大学校长和副部长谈教育弊端。尽管他们和章士钊一样选择不在任上解决自己看到的问题，到底还是退而后针砭。学者不能连官员也不如，一边开会一边批评会。虽说一人可有多重认同，若身份转换太迅捷，仍难避虚情假意之嫌。以此视我者，或也有点不仁者见不仁。

其实我是希望以学术会议为例，说明我们的学术呈现一种日益程式化的态势，有可能变成被程序控制的仪式和表演。前文刊发后，最近回看电脑，竟然先有“学术仪式化”一文的半稿在，说的正是学术会议。可知我心中存此思虑，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日各类学术程式中，学术会议的确是一个重要成分，现在几乎已到没有学术会议就不是完整“学术”的程度了（如有的历史系就曾规定研究生不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不能毕业）。在一些重要的科研单位，每到年底，可谓放眼皆是学术会议（因为当年开会的任务要完成，当年的经费也要用完）。

而学术会议本身，也越来越仪式化。不仅前述的报告和问答逐渐行礼如仪，其他很多方面，也往往带有“ 计划学术” 的味道。即使在长期推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术会议也已是有计划地进行。像我们这样曾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地方，“计划学术”的味道就更浓厚。其特点是有系统而且“完整”，但也因此变得封闭而不开放。

我自己也曾办过几次专题性的学术小会，但很快就歇手而不复敢于问津。盖除了无数多的繁文缛节外，最大的苦恼是最适合这一专题的学者不易聚拢，而有些几乎未曾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又千方百计想要来（估计也是要完成开会的任务）。一旦参会的人稍多，就不得不压缩每个人报告和评论的时间，结果就连行礼如仪也须浓缩进行。外国的学术会议报告后的提问常常是一问一答，我们如今多数时候已改为众问一答，且常因时间不够而可以选答。

在我们这里， 有些级别高的学术会议往往还要“审查论文”，合格者方能入选。看似非常认真而且尊重学术，然而在学理上却有些问题：不论什么层级的办会者，都不可能样样通而又研究精深，他们怎样“审查”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学术论文，尤其是那些具有突破性的论文？若送来的论文都是办会者学力所能及、足以准确判断，则其是否居于学术前沿，便很成疑问。这样的论文，其报告和讨论不流于形式，还能怎样？且实际的“审查”，又往往别有所重，并不仅限于学问。

如果说“审查论文”是我们的“特色”，别处的选择也未必充分开放。一篇报告或一个发言的重要与否，往往已经前定了；尤其是所谓的主题演讲，报告尚未进行，其价值通常是由学人已确立的学术地位所决定的。这更多是一种荣誉，意味着对报告者既存研究的承认（“必记本”注：在外国，这类承认的重要性不亚于获奖）。但即使高段学者，也很难短期内连续发表真有价值的学术报告。于是在学术会议频密的时代，较有成就的学者已甚感难以应付接二连三的主题演讲，而真能写出好论文的年轻人可能连在会议上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凡说话便易生误解，我必须申明：我并不反对开办学术会议，估计以后还不得不参会甚或参与办会。但我真心希望我们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学术开会；并能大幅延长评论，特别是问答的时间，充分实现研讨这一开会目的；同时尽可能唯文是取，更多向努力于一线的青年学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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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年底的学术会议与学术无关 与花完经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