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nài）（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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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嘉庆二十年（1815年），逝世于钟山书院，享年八十五岁。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姚鼐出生于桐城南门树德堂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姚鼐幼年好学，伯父姚范用经文教授他，又跟随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

乾隆十五年（1750年），年仅二十岁的姚鼐考中举人。同年冬春之交，姚鼐赶赴京师，以应会试，结果落第。

乾隆十七年（1752年）秋，姚鼐第二次应礼部试又落第后留住京师，他结识了毕生的莫逆之交朱孝纯，并王文治三人相得甚欢，常结伴出游。

乾隆十九年（1754年）春，姚鼐第三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仍不第。夏初应翰林院邀客，姚鼐与友人一起得游万寿寺。其后十年，在《万寿寺松树歌呈张祭酒裕荦》诗中追叙了当时的场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姚鼐第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又不第。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姚鼐仍留京师教馆。是年秋，姚鼐游扬州，后经由扬州归里，然后由潜山、宿松、黄梅、九江至南昌。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居丧守制期满之后，姚鼐再次踏上了应礼部试的路途。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姚鼐终于中试，殿试名列二甲，授庶吉士。五月，姚鼐归乡之后不久即踏上返京之路，开始了八年仕途。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姚鼐被分配为兵部主事，不久又改任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七月，姚鼐充任山东乡试副考官。他非常重视人才的拔擢，力图让栋梁之才及时涌现。在济南客居的两个多月里，姚鼐游玩了济南的多处景致，留有大量诗篇。自山东回京述职后，姚鼐转任礼部祭祀司员外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姚鼐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此次行程，由定州到邯郸县，经过彰德、洪县到达湖北黄陂。再过江至岳州，月余之后到达长沙。此间撰写的《乾隆庚寅科湖南乡试策问五首》中他对科举取士的选材标准有明确的表达，国家需要的是经世致用、体察民情的人才，但他在乡试中所领略的却是士子间轻浮自傲、忽视民间疾苦的风气。因此，在赴湘期间，姚鼐的诗作充满了失落的意味。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姚鼐升任刑部郎中。在刑部的两年时间内，刑法严苛的社会现实，与姚鼐实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发生直接的尖锐冲突，姚鼐再次心生隐退之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唯独姚鼐与戴东源、伍大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修成后，时年四十四岁的姚鼐辞官，不入仕途。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挚友、时任两淮盐运使朱孝纯在扬州梅花岭侧重修梅花书院，并亲笔题字镌刻在匾额之上，邀姚鼐前往担任掌院。在梅花书院期间，姚鼐与友人亦时常来往，一同游览当地名胜。担任掌院之时，姚鼐以自己的古文义法教授学生写作知识，并为学生授课编纂了《古文辞类纂》一书，以便于弟子学习。他为梅花书院的长久发展、名声传播以及自己文学理论主张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不到两年，朱孝纯因病辞官，姚鼐因继室张氏病逝而辞去教职而去。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姚鼐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在执掌敬敷书院期间，他选取了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到清代的诗文251篇，合集编成《四书文选》一书来供学生学习，目的就在让学生们阅读经史，明白其中的道理，学习文章行文的体格和方法。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姚鼐受徽州知府邀请而前往紫阳书院主讲。当地环境清幽，气氛安逸，给姚鼐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姚鼐传播自己的为学理念，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使程朱理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姚鼐主持钟山书院，此时其古文已荣誉满天下，故一时四海学人蜂拥钟山书院，以得到姚鼐授业指导为幸。除嘉庆六年至九年期（1801—1804年）回到敬敷书院时，姚鼐一直在钟山书院授业直到去世，这段时间正值钟山书院的鼎盛时期。在钟山书院授课期间，姚鼐培养了大量门生弟子，桐城派的骨干力量也是此时逐渐发展起来，如“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等都是在此时跟随姚鼐学习。

嘉庆十五年（1810年），八十岁的姚鼐赴江南乡试鹿鸣宴，仍耳聪目明，齿牙未豁，见者以为是神仙中人。

嘉庆二十年九月十三日（1815年10月15日），于年初染疾的姚鼐病逝于南京钟山书院，门人百余名共同为其治丧，归葬桐城杨树湾，享年八十五岁。在他去世时，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成为主盟清代尔后百余年的主流学派。

总之，在姚鼐眼里，圣人之学有大小精粗之别。宋学深契圣人之旨，有关身心、家国，得圣人为学之大，之精；汉学仅关名物、制度、训诂、书数，得圣人为学之小，之粗。尽管宋儒在小和粗的方面无法与汉儒并驾，汉儒在大和精的方面也难以与宋儒齐驱。因此，宋儒才是孔孟真传，汉儒不过小道可观而已。姚鼐把汉学、宋学分别比作星月与白日，轻重分明。基于以上认识，姚鼐主张治学以程朱为归；主张以汉学补苴宋学的罅漏，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之。

姚鼐思想的民主性和进步性表现在六个方面：宣扬做“亲民之吏”，有甘为“活民而得罪”的献身精神；赞扬“尽去苛征，商民喜之”，歌颂商人“明智绝人”；鼓吹“惟贤者为尊，其于男女一也”的平等思想；赞赏“绝意仕宦”，提倡“士自从所好”、“自行其志”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主张“与时俱进”、“与年日新”、“与世转移”，不断图变求新。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2] 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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