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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黛袭

书读多了，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你会觉得西方名著里的人物，和《红楼梦》中的某些人物的遭际、命运，看起来那么像。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部著作。里面卡顿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是维持旧的秩序，还是建立新的秩序，大家各有选择。

聪明的卡顿却看得更透彻，他知道无论维持或者建立，到头来都是换汤不换药，谁做统治者都是一个结果，自己的奋斗与牺牲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从小就是个异类，他对他的朋友说，“就是在那时候，我也老替别的同学做练习题，却很少做自己的”。朋友说他，“你的处世之道是蹩脚的，你老是提不起干劲儿，找不到目标”。是的，成年后，由于思想越发成熟，认识越发孤高，他提不起干劲儿，帮朋友做事，仅是为了生存。

迷茫之际，他遇到了露西。露西的美好，让他一见钟情。他知道她有自己的爱人，于是他愿意为她和她的爱人牺牲自己。当露西的丈夫达奈将被杀头时，他毅然假扮达奈去死，成全了心爱的人的幸福。他临终说，“我现在做的是一桩最好的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安详的休息之所，远远的胜过我一向的所知所解”。卡顿的这番话，是他厌倦尔虞我诈，厌倦那个混乱时代，最终为自己找到安静之所的最好注脚。

这分明让人想起了贾宝玉。宝玉从小就是叛逆的，至少与他那个时代是不合作的。他喜欢鼓捣胭脂膏子，你看他的心得以及由此满溢的洋洋自得：

“那市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颊腮了。”

他屋里袭人使用的化妆品比别屋里丫头的都好：

“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润泽肌肤，不似别的粉青重涩滞。”

不仅如此，他不爱读正经书，旁学杂收倒是比谁都勤快；他猛烈批判当时流行的观念“文死谏武死战”，把忙于仕途经济的人称作“国贼禄鬼”。那个时代正统的男子都比较重视声名、谥号、子孙万代，正统观念是把个体的一生与一个种姓的绵延紧密联系起来，提倡立言、立德、立功，哪怕是普通老百姓活着也要为子孙积攒些金钱产业，宝玉却愿意死后化灰化烟无踪无际。王蒙说，宝玉的意愿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生的荒谬感”。诚以为然。林妹妹是他的底线，和林妹妹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快乐的、愉悦的。林妹妹死后，据脂砚斋旁批，他“悬崖撒手”。

他们生活在末世，又都天赋异禀，能看透别人看不透的东西。这决定他们不愿去追求轰轰烈烈所谓的事业，转而都把纯真、诗意的女性当做自己灵魂的寄托，并愿意为她们放弃所有。哲人有言，“当一个人不知他的路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他们走的路是如此不同：出于对灵魂洁净的珍惜，即使“百口嘲谤、万目訾睚”，也依然坚持自己。而这正是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启发。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所写的小说。主人公叫盖茨比。盖茨比和红楼中的贾雨村最像。

贾雨村出身贫困，有大志，平时特别注意学习格物致知，也注意结交各类朋友，然后靠着恩人的帮助科考成功。第一次仕途经历短暂，因为少年锋芒；第二次吃了教训，彻底腹黑，仕途路上一直顺风顺水。直到临近红楼尾声通过贾琏和林之孝的对话，才透露了贾雨村的降职，预示贾雨村的厄运将要到来。我们知道贾雨村最后是“枷锁扛”，这是一个底层人物进军上流社会躲不过的结局。

盖茨比也如此。盖茨比从小就对自己严格要求，很自觉的列有“时间表”和“个人决心”，其中包括练习演说和仪态，这是他不甘底层生活想努力过好一生的最好明证。长大之后，跟着一个大款周游世界，努力奋斗到了船长的位置，但最终一无所得。第二次跟了一个投资商，性情大变，开始卖假酒、弄股票、操控球类比赛程序，攫取巨额财富。不过在收益的同时，他的这些行为，最终，也成了他抹不掉的人生污点。

他们对爱人的态度以及爱人对他们的心态也相似。

贾雨村一直惦记着曾经在贫困中对他垂青的娇杏，并在隔了一年之后，于轿中一眼把已经从街上躲到门缝里的娇杏认出来，娶回了家。后来，正室死了，他就把生了儿子的娇杏扶了正。把丫头扶正，算一种选择，不用大惊小怪，但那个时代更讲究经营政治婚姻、经济婚姻。从外面娶一个填房，嫁妆只能会更多。在仕途上变了心性的贾雨村，至少在感情上还保留着一份柔软，他为娇杏保留了那个正室位置。

盖茨比呢，因为战争不得不离开他迷恋的贵族小姐黛西，五年之后再次来到她身边，她已经结婚了。为了能重新获得她的芳心，他不惜夜夜笙歌，只为了把住在对面的黛西吸引过来，但黛西始终未曾露面，他只好找到她的闺蜜代为传达致意，终于得偿所愿，回到她的身边。他们以为他们爱的人也爱他们，可事实上是，娇杏只是因为贾雨村生得雄壮，又衣衫褴褛，判定他就是老爷口中的那个需要接济的穷书生，并未对他有任何好感；而黛西和其他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性格怯懦、内心空虚、追逐财富、道德堕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让盖茨比当替罪羊，使他惨遭枪杀。

他们两个人都追求名与利，努力想得到上流阶层的认可。贾雨村用的办法是努力靠拢权贵世家，不惜弄得别人倾家荡产；盖茨比用的办法是努力追求象征贵族美好生活的黛西，黛西其实也曾提议过私奔，但他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为她准备好了一切，她却说要和我私奔”。他们的悲剧在于：彻底背叛了原来的自己，祭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以为凭自己的聪明、用心，可以在上层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玩得转，结果还是败下阵来。两人都被自己追求的东西反噬，都尝到了因用力过猛反把自己的一切搭进去了的苦果。

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先生人到中年，为了绘画忽然离开了太太与孩子，几乎连一个便士都没给他们留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每天都哭肿了眼睛，却要在孩子们面前强颜欢笑，而她的男人躲在小旅馆里踌躇满志，轻飘飘的甩下一句“她可以重新嫁人”。当然，最经典的还是那句“法律能够从石头里榨出油吗？我没钱，就算法院判决我付抚养费也没用”。

红楼中贾敬不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正值盛年，不仅是一家之主还是一族之长，却忽然抛下偌大家族，进了道观，炼起了不死金丹。曹雪芹批他很厉害，“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曹雪芹的批里，隐隐有怪他放纵自己，没有为保住贾府荣华富贵尽一份力的意思。这几乎可以表明，曹雪芹生活中也有这么一个人，让曹雪芹想起来就有怨。所以你看，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不仅令女人头疼，甚至令所有人头疼。

不过，思特里克兰德先生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生活，六便士随时可以有，但月亮不会随时看到。这个小说也有原型的，便是画家高更。贾敬是官已经做得没意思了，要找更有意思的事做，于是和道士“胡羼”。他没有思特里克兰德先生的诗意，显得庸俗，但给家庭造成的结果来看其实是一样的。宏观看，这两本小说，都写出了中年男人的一种疲惫，一种人生旅途上的突然而至的关于责任、审美的疲惫。当这种疲惫超过他们的心理底线，他们便崩溃了，于是选择逃离，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有人说“相比尽到一些做父亲的责任，他们更关注自己能否快乐的生活”，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某些中年男人为何突然做出荒诞行为的真相。

其实还有，不再多论。这里，有没有发现，东西方作者对自己塑造的人物的感情倾向有很大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下作者塑造一个人物更注重这个人物的品格，往往带有明显的道德批判色彩。伟大如曹雪芹，也避免不了这种倾向。比如，评贾宝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借平儿之口骂贾雨村是“饿不死的野杂种”，描述贾敬放着好好的官不做，和道士在道观中“胡羼”。

而西方文学塑造人物时更注重这个人物的性格，比如，卡顿也是“于家于国无望”，但狄更斯并不像曹雪芹对贾宝玉那样饱含着说不出的复杂的感情，盖茨比也做了很多坏事，为了发财不择手段，但我们读不出菲茨杰拉德对盖茨比强烈的道德批判，相反我们读出来的是，对他的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破灭的同情，以及由此基础上认为他“了不起”，而思特里克兰德先生追寻的是个人自由，这种追寻是毛姆赞许的。

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中提到：中国传统的“独立人格”，就是自觉地扼杀自己的个性，使之抹平在“自然”、“ 道德”、“ 天理”的平静水面之下，就是坚持自己无人格；西方的“独立人格”则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选择和考虑的出发点并不是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和对旁人、对国家的义务，而是如何为自己争得最大的荣耀和幸福。由此我们知道，不同的创作背景和人生哲学是作者对自己所塑造人物感情倾向不同的深层原因。

不过，这些散落在西方名著里的红楼影子仍然让我们觉得，世界很小，人性原来这么不分时代、地区和种族还有其他种种。人类有着共同的追求、一样的期许、同样的脆弱、突然而至的烦恼和终于毫无牵挂的放弃一切……这或许便是世界名著的魅力。它神奇地打通了某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打通的关节，让我们在不同创作背景和人生哲学里认出相似的灵魂，把他们放在一起，为他们的遭际、命运叹息、感伤，并如艾略特所言，以此，无视世间的飞短流长，滤掉肉身的沉重欲望，让心沉静，让灵魂可以在高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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