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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向庄子天下篇致敬的文章，以道术的视角，来看中华五千年的学问，在一些关键点处感受其气息，“听风有信”，闻风而悦，我们回到一个个当下，去感受那种思想的交融。

中国学问的大宗，一是由孔子开创而传下的；一是由老子开创而传下的。至于法家一脉，未形成学术之大宗，却在实际的施政中得到实际的应用。

(资料图片)

对于佛教，我们探究其中国化的问题，最终落实到禅宗和净土宗这两宗，禅宗在士大夫圈子里流行，净土在底层民众流行。两者与传统的礼制没有重大冲突，所以得以存续。

西学其实从明末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正式在中华大地传播，到了清末开始强行进入，到了民国可以说大半都是西学的天下，如今我们的学问官方以马列为主导，其实根子上还是西学。

对于道家，其实可分为学问的道家和原始宗教性质的道教。学问的道家，以老子，列子，庄子这些道家人物为代表。而原始宗教的道家，融合了原始巫术传统，阴阳家的术数，以及两汉佛教的一些组织形式形成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如五斗米教。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为道学的本源。

说了中国学问的儒释道三家，其实总成的应该是史家，史学对过去所有发生的记录，具有总成性，不偏向于哪一家。至于具体的史家如何记录的，如何取舍的，又带着思想、价值的偏向。六经皆史（章学诚语），经史是互通的。六经并非儒家的独家经典，而是诸家共同取用的文献。史学之上出就是道术。这在庄子天下篇里有学问的综述。天下篇对疏通总成中华的学术，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华学术其自身的局限在哪里？可以在西学和佛学里寻找，这么说吧，我还是觉得是可以与西学、佛学等发生对话，不是谁盖过谁，谁统筹谁，谁嵌入谁的系统，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也是冲突的根源。

五千年的学问，我们又不得不系统而深刻地加以认识。不然就是一团乱麻。生有涯，知无涯，所以对于学问的探究又不能总是落入具体的细节中。但是对于经文的逐字逐句的阐发这种细节工作却是不得不为的。

统观中国的学问，孟子处在一个很关键位置。这个位置处理了几个问题。一是君主与民众的关系，这里开出民本思想和王道思想；二是对心性端实的梳理，这是心性学的开端；三是性、情、孝的打通，这里夯实了“孝悌为仁之本”这个思想，并把家作为文化、政治、经济的基本单元给确定了。在孔子那里的内圣外王之学，在孟子这里深化了内圣之学。

说到孟子，就不得不提到同时代的庄子，孟子和庄子在文献上没有任何交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庄子对孔子，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在庄子文本里是清晰可见的。我这篇文章的思想基底是庄子天下篇，所以庄子是一个更为隐性，更为深刻的位置。庄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绝对是开创了新路，由庄子和佛学的结合，开出魏晋玄学以及禅宗，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孔子时，说王，就是周天子，而到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王的分量变轻了。内圣外王是庄子首先提出的，所以这个王相应的是周天子之王还是诸侯之王，或者是另有涵义。这也是需要探究的。我认为是超越政治性的王，是一种道术上的王。孔子也被后世尊为“素王”。

孟子之《孟子》，上出到子思之《中庸》，在上出到曾子之《大学》，然后上出的《论语》，《论语》是六经的门户，是孔子治六经的问学、教学记录。在时间上，五经之《春秋》是最后面的，属于东周之上半部分。然后是《诗经》，其中诗歌大体之分布上在周朝。《礼》之主体也在周朝。《尚书》从尧舜开始，一直到周朝。《周易》主体是在周朝，但通达伏羲黄帝尧舜夏商周以至于周朝的思想演变。这是四书到五经。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五经与六经的转变，乐经到哪了？没有乐经，如何以礼乐治天下？

孟子后学，是荀子，有《荀子》一书、荀子可以说是对先秦儒学的终结，荀子而后转而为法家，从荀子到韩非子、李斯，因秦朝之大统一，开创帝制。荀子虽然是一代大儒，但是也是结束了先秦的儒学。

荀子而下，由董仲舒开启了汉代儒学的大一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汉代大一统儒学的开端，同时代的有韩婴的《韩诗外传》。整个汉代的学问，都带着对秦朝抵触和韩非李斯的法家学问的反思和深切批判。汉学之前，其实有黄老之学的兴起。黄老之学是结合了道家和法家，汉代的儒学是结合了黄老之学与先秦儒学。

汉学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古今文之争，这是一个恒久的争论。其实也算是义理和训诂之争吧。这个争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还是在这个“天人之际”的大传统前提下。孔子以前学问，并不重视义理的发挥，然而还是有着系统而完整的传承，这个完整就体现在中国文化的终极“道”上，这个道包含了天文、地理、万物、人事、文化。因孔子对古之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理，以及几十年的教学解释，留下了传承。而孔子之后文献得到重新的阐释进而换了新面貌。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之大流变，这就是古今文争论的起因。而具体到汉代的古今文学术之争，学术之争之外，那就还涉及到政治性的利益之争了，他们都在争学术的正统性问题。

汉代其实已经有了佛学的传入，还没有大的影响。到了东汉末年，大一统的秩序打破，到了三国时期，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算是佛教兴起的时期，战乱给了佛教这个传播的窗口期。到了隋唐，佛教兴盛各个宗门呈现百花齐放，为大家所知的有八大宗派——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佛教毕竟是和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文化体系，最终在唐朝后期激发了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有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自此以后，佛教大宗落在了禅宗和净土宗，都是本土化的佛教了。

到了宋朝，儒学、佛学争锋，儒学在争锋的过程中，经北宋五子的铺垫，到了朱熹集大成，开创程朱理学。说到理学，我们提孟子，其实还有提到一个人物，那就是颜回。不管是孔颜之乐的阐微，还是对克己复礼为仁的阐发，都表现的程朱理学的趋向——心性之学。其中还有另外一支就是陆九渊的心学。陆九渊的心学，到了中明时王阳明集大成，这就是陆王心学学派。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本土并没有用好，而在日本大力推行，最终对开出明治维新有着重大的推动。程朱理学在元朝开始立为官学，明朝整体上是理学为宗，但明朝的政治体系是有问题的，程朱理学在明朝成为禁锢新思想的学说。而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一定程上突破程朱理学的框框而新立的学问，殊为难得。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对古本《大学》的恢复，别看这是一件小事，阳明心学就是从理学滋生出来的，他们在同中开出不同，从不同中又去实现同一目标，天下平的目标。

王阳明心学，往后也流于虚浮，谈玄说妙者多。明末随着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把西学引入中国，而同时也把中国的学问引到了欧洲，中国的学问进入欧洲，开出了欧洲启蒙运动。而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中国的学问又有新的变化。先是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提倡的实学，提倡学问的务实。其实对明朝的灭亡，士大夫必然要去反思的，而偌大的汉族被北方的夷狄所统治，这是不得不去反思的，所以提倡实学。但是在此之前，是理学为大体，阳明心学兴盛，所以明末的学术实在哪里呢？就在两个方面，对文字训诂的重视和对经世致用的重视。

清代的学问也是经过好几个变化。大的背景是满族对汉族的统治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所以在学问上，有和明以前的学问不一样的地方。延续明末的实学，在清初，朴学兴起。发展到乾嘉的学问，重考据，不重视义理的发挥。这也是有问题的，只有文字学，没有思想性，这种学问也是有问题的，可以说中华学术从此是一致下滑的，过于偏重知识性，准确性，但是脱离了当下的生活环境，非“执今之道”，没有践行的基础，和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脱节，那么学问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有识之士会看出这种问题的。所以有义理学的复兴，当时曾国藩等湖南派学问兴起。这里我的感受就是清朝朴学的兴起，和满族对汉族的治理有着莫大的关系。满族倾慕汉族的学问，并且得到很好的继承。但是呢，他们又要对汉族统治，他们不能让汉族集聚起力量，不管是军事的力量还是凝聚性的精神力量。所以他们要掌控住文化的核心和阐释权，于是皇帝就是圣人，把经典的解释也中央集权了。这也是五四以来，国人反传统也就是反这个大梗。这个锅，也让孔子背去了。

再往后就是西学的进入，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会通，涌现了一大批学问大家，但总体上学问的破碎的，所谓的“百家争鸣”也是乌烟瘴气的，传统学问被破坏的厉害。这里有一个文化背景是，在当时的国际关系里，工业革命带给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迫切地想要打开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要高价销售他们的商品，低价获得这个国家的原料，这样他们的商业体系才能飞速的发展，他们能够获得暴利。中国是备受欺负和践踏的。当时的国人就要寻求出路了。有洋务运动，有维新变法。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运动。十月革命的钟声响起，马克思的思想传入中国大地，又有了新的思潮。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持续了很久的运动，一直到现在还在发酵。其中像钱穆啊，是坚守传统学术的。这里开出的学问，就是所谓的第三期儒学，港台新儒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甲骨文的研究，地下遗址的挖掘工作，我们有不断地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到了现代，文化复兴之号角响起，这里开出的是大陆新儒学。道家的发展，在于对遗址的探究，从老子上出到伏羲。佛家其实还是在啃老本，不过这个老本够啃，佛教是宗教，是究竟的学问，所以不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至于大学的学术，基本上以西学为主了，儒学其实是很边缘化，儒学的阐释体系，还是被西学框住了，概念化，系统化，这种西方哲学的“化”一直在肢解中国的学问，所以说儒学在当前的中国还是很边缘的。道家和佛家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儒家多是被研究，被批判的对象，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许是曾经太过辉煌，太过“显”了吧。

随着西方现象学、结构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解构，现象学与中国原典有在这近几十年重新遭遇，或许会发生佛教在中国与儒道的结合而成禅宗这样的一种转变吧。这也是有着极大可能的，这是一个出口。近些年来，读经运动，书院复兴，中医复兴，国学也热了起来。我们要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很现实的需求，中下学课本中，国学的比重也加强了。这些都是“复”的一个个小的点，“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就是找到生命之根源，从天人之际，感受生命之健运不息与敦厚博大。

这里想到《诗经》里的一首诗歌：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风雨如晦，我们这五千年的文化，乃至于八千年的文明，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如晦之时，但是呢，却从未一直晦暗下去，雄鸡晨鸣，阳光总会升起，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里就是中国人的精神，非常地乐观，忧患而乐观。鸡鸣不已，就是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上达之志。既见君子，就如同庄子在《天下篇》里所言的“闻风而悦”，是生命之敞开，是生命接通天地万物之门户，是仁之感通，是道之自然而然的显现，是禅家“明心见性”之觉悟。

天地人，这个永恒的格局里，自然而然地构建了天下，日月星辰之变与不变，与大地之人的仰观与俯察，建立了中国的天时、文明与中道思想。在这样的一个天下，孕育了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与民。乃至于后来的道士，以及在天下之内外的僧人，菩萨，居士，佛、耶教徒，天主教徒、耶稣、上帝等。在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如何能够天地清宁？

最近疫情很严重，人心惶惶，风雨如晦。阳过之后，作为个人，还是安心工作，多读书，多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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