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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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公园”因孙承泽而得名。孙承泽既是明末清初的儒雅文官，又是大收藏家。他63岁时搬离这里，移居于京城北郊卧佛寺旁樱桃沟的“水源头”，并在那里著书二十余年。

水源头

孙承泽（1592～1676年），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退翁、退道人。明永乐五年三月，其祖上落户京畿，隶属上林苑监。孙承泽生于上林苑采育（今大兴区采育），故称为顺天府上林苑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39岁时，中进士，历任工部左右给事中、刑科给事中。清初，孙承泽担任过兵部左侍郎，是清初期的收藏家、史学家。

既然在清朝当过官，孙承泽自然属于降臣了。明朝末期，孙承泽身居高位，他本以为前途一片光明，没想到明朝却灭亡了。崇祯皇帝在景山（当时称煤山）自尽后，他也想一死了之。先是上吊，被夫人救下来；后又服毒，服毒过量后，自己呕吐出来了；继而投井，又被仆人救起来。三次自杀都没成功后，他觉得自己命不该绝。

“三次自杀”是真有忠君之心，还是作秀，后人无从考证。不过经历过“自杀”后，孙承泽是接连投降两次。李自成进京后，对孙承泽委以重任，让他当四川防御使，但还未到任，大顺朝就被打败了。流亡的南明政权认为他是“二臣”，被列为“从贼”之列。

大清入关后，孙承泽又入朝效力。顺治元年（1644年），他被起用，历任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左侍郎。正处于平步青云时，顺治十年（1653年），他推荐大学士陈明夏任吏部尚书，因此人也是明朝的降臣，孙涉嫌为朋党，从此被革职不再起用。多年的为官生涯使这位博览群书、精通史学的文化名人深受刺激，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以“老病告休二十余年”。

退翁亭

淡出政治舞台后，因多年为官，对明代的事务了解较多，而且写明代的事也不会被清朝追究，他便投入精力写史料。顺治十一年（1654年），孙承泽离开“孙公园”，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后的“水源头”（今樱桃沟）隐居起来。他自称退翁，在樱桃沟建了“退翁亭”，又以自己号退谷，将这条山沟称为“退谷”。他也建了几间房舍，宅院坐落在岩石堆积的高台之上，东西各一座小门，门额书有“鹿岩精舍”，落款：戊午三月。宅院为两进式，前排三间，后排五间。并取名“水流云在”，此名来源于杜甫诗句：“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寓意：他心情平静，与世无争。如今，孙承泽这座“水流云在”院落几经维修，保存良好。院落对面的“退翁亭”石基依然存在，而石基上的亭子则是后来重建的。

水流云在院门

孙承泽在这里写作著书四十多种，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五经翼》《庚子销夏记》《尚书集解》等重要的北京历史地理书籍，还完成了《池北偶谈》和《畿辅通志》。著作等身，他却并不满意，在《天府广记》卷三十四中有孙承泽自己的介绍：“以至今日，一筹莫展，老病告休二十余年，无所補益于世。”

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与《天府广记》

孙承泽最著名的著作是专门记载明代北京历史地理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这两部书是后人研究北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两书早于《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等，可以与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明代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清代吴长元的《宸垣识略》等相媲美。

《春明梦余录》共七十卷，内容含括：记载着明代京师的建置、形胜、城池、畿甸、城坊、宫阙、庙坛、官署、名迹、寺院、石刻、川渠、陵园等。这些内容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以及都城的相对可靠的根据。《天府广记》共四十四卷，稍晚于《春明梦余录》，记述的是明代北京城市历史及政府机构的都志。在《天府广记》中，他对北京“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的描述已成为赞颂古都北京地理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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