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供是由供奉天地神灵发展而来的。在古代，将鲜花瑞草佳果、奇石文玩美器供于案上，谓之为“供”。供天地日月，供神仙圣贤，也供祖宗社稷。而后慢慢发展成为包括金石书画古器盆景在内的文人供奉。数代以降，读书人习惯在案头赏玩一些雅物：一件山石，一件古器，一捧草苔……想一想吧，独坐书房内的书生们，或晴窗坐对，或雪窗听竹。“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清供成了旧时文人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元素。明代仇英《临宋人画轴》中，完整展现了文人书房的布置，其中不乏各类清供，把当时古人对于生活的细致考究画得相当详实。所以柳宗元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好的东西，不是他自己才美，而是需要有人去发现它欣赏它，这样它才能从一个自然的物品变成一个美的意象。所以这个审美的过程就是清供。清供供的是自己的那份清心，其实也就是颐养精神的审美体验。所谓清雅不俗之物，也可表现清心寡欲的心态。“供”呢，则表示恭敬供奉，代表高洁无染的文人性格。“清物可养心”，所以清供乃是国人寄情山水，长养身心的一种方式。

我这里想重点说的是文房清供。文房清供之风肇始于南北朝，兴于唐宋，隆盛于明清。隋唐时期，随着开科取士，文人们为了跻身龙门，纷纷开启了寒窗苦读的经历，书房成了每位学子必不可少的生活场地，即便再简陋，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情趣以及心灵慰藉，许多文人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房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诸如杜甫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草堂”，刘禹锡则以“陋室铭”蜚声文坛，而这些都是文人自我激励寄托志向的一种体现。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盆景奇石文化开始兴盛，不少文人在闲暇之余种植花草，寻找奇石盆栽花木，一则兴趣使然孤芳自赏，再则标榜志趣高远回归自然，三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把兴趣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安静中享受那一片绿洲。到了宋代，文房清供更是盛行起来，从达官贵族到普通文人，纷纷给自己的书房单独命名，清供的种类也开始增多了。比如苏轼，因仰慕白居易便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陆游的“老学庵”，南宋洪迈的“容斋”等等，不一而足。而宋朝清供的种类主要是以珍奇怪石居多，这也是和宋徽宗喜好奇花异草有关。文人里面，又以苏轼、米芾、黄庭坚、陆游等为代表。把玩奇石，养花植草，栽种菖蒲，制作盆景等等，使得文房清供的种类大为增多。就这样渐渐地清供俨然已成为一种文化了。到了元明清时代，书房名号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雅名书斋，而清供也成为一艺术杂学门类，不少专著纷纷出版，诸如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等。清供从把玩到鉴赏，从技艺到学说的建立都上升到了相应的高度。

纵观古代文房清供的形成，是文人精神情趣的一种投射。古代文人崇尚君子之风，一向以清贫孤高自诩。儒家讲究入世，拯民于水火之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么如何独善其身呢？佛家和道家的清心寡欲，无欲则刚思想便成为文人的自我修养之法。文人们在斗室之中方寸之间抒发胸臆，尽情洒脱，充分展现自己的理想和志愿，从那些精微的花草木石之中领悟自然的奥妙和人生的意义，营造出理想的精神世界。正如明代董其昌所言：“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瀱，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长，列而玩之。”看看，这位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书法家说得多好啊！

(资料图)

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挥洒，在自主的空间中随意把玩，心中的久久积郁的烦闷可以得到略微释放，内心经年的孤寂可以得到些许安慰……而独善其身的书房与蕴含了文化禅思的清供，正是一代代中国文人在灵魂世界和生活空间中的独有领地与情感寄托，更是古今文化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符号。

流云槎

我这个人天生就喜欢那种老旧的、怪诞的、古里古气的东西。有一年去新疆，在一家卖旅游品的店里看到一块暗灰色的长相奇特的树根，不经意间问了价，店主人似乎也对自己柜台上这个物件不感兴趣，所以见有人问价，就报出了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树的树根，以为是新疆沙漠上常见的类似于胡杨那样的树根呢。因为问了价就不好意思还，所以便硬着头皮，仅花一百元买下了。我把那个树根抱回宾馆，同去开笔会的文人们都嘲笑我，觉得离家这么远竟然买了这么一个看上去只能烧火的废弃的木头疙瘩，真是傻得很。我把旅行箱里的其他衣物倾倒出来，又去买了几个大塑料口袋，把散落一地的零散物品全都装上，以便空下来的旅行箱里放进这个丑陋的木头疙瘩。就这样，数千公里的旅途中，我带着它又坐飞机又倒汽车轮船的，几番折腾，终于回到了远在东北的家。我老婆看见了，也撇一撇嘴说，怎么带回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

我也一脸沮丧，所以带回之后，就把那玩意丢到阳台一角闲置起来了。若干年过去了，有一次在北京798艺术区，看了一场崖柏艺术展，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带回的那个木头疙瘩，回到家之后立刻从灰尘污垢的阳台里把它翻找出来。仔细鉴别揣摩，觉得这不就是那种现在被藏家们喜欢的崖柏吗！我小心翼翼地用凿子把那东西的底部凿开了一小点，果然见到了红褐色的美妙色泽，后经几个专家认定，确实就是那名贵一时的崖柏。

这使我想起流云槎——明代用天然木根制作的一件非常精美贵重的木雕艺术品。所谓流云槎，是人们根据古代乘槎上天拜见牛郎织女的故事，用天然的树根制作出来的坐具。详细地讲，此槎由一块天然生成的榆树根稍加修理而成的凳子，右侧卷起处有阴刻填绿的篆书“流云”二字，下署赵宧光款，并有“凡夫”白文印。搽面及边缘刻有明代董其昌、陈继儒、清代阮元、半亩园主人以及现代衡永题记五则。道光二十二年，阮元回故乡扬州时，因家中失火被烧，买下了清朝大盐商江春的豪门大宅康山草堂。那时江春已家道败落，康山草堂虽比不上先前的繁华，但里面的古物依旧存在，由于阮元和江春有亲戚关系，阮元就以低价买下了这处名宅。

阮元成了康山草堂的新主人后，有一次在老宅中意外发现了这具“流云槎”，赶紧让仆人洗干净。此时流云槎因长期无人照料，被弃角落已布满灰尘，并有了一些虫眼。阮元于是请人修补并妥善保存起来，从此流云槎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天，阮元的好友，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麟庆前来拜访，对流云槎颇为喜爱，阮元就顺手将流云槎赠送给了他。喜获此宝的麟庆把流云槎运回北京，并添配楠木云纹木座，陈设于紫禁城外东北角自家花园的“半亩园”中，并将其收入自己编著的《鸿雪因缘图记》一书。

清代乾隆初年，时任扬州盐商商总的江鹤亭，从落败的康海后人处购得宅第，并用黄金千两买下了流云槎。这位人称“以布衣结交天子”，有儒风，懂经商，善交际，在两淮盐商中享有很高威信的盐商世家弟子，就成了这件罕见树根艺术品的又一位主人。

1949年后，麟庆后人王洪永先生将流云槎修整复原，于1958年捐赠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著名文化学者韦明铧评价，有着500年历史的流云槎，自身的文化价值相当高，它见证了明清时期扬州的繁华与衰退。令人惊叹的是，太多的文化名人因为“康山草堂”，因为江春江鹤亭，因为阮元跟流云槎发生了文化关系，从而使流云槎增添了更多的历史价值和考证意义。著名文化学者王章涛也认为，流云槎应是无价之宝，陈列它的地方也十分显赫。除了“康山草堂”作为皇亲贵胄的第四任主人麟庆的“半亩园”，在历史上也相当有名。天然木根流云槎多次易主且传承有序，涉及明代状元、清代进士、盐商商总和河道总督。而且有记载说，乾隆皇帝到康山草堂也数次把玩过。现在，明清两朝二十四位皇帝生活过的故宫成了它最后的栖息地，无疑是它显赫身份的最好归宿。

据传，此物在明代正德年间扬州康海康对山的故物，曾陈设于康山草堂，康海是明弘治十五年的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筳讲官等。正德五年，康海因宦官刘瑾被诛一事牵连被免职，自此家道中落。据野史记载，康海罢官后，曾著室于此。他每日流连诗书，招募女乐，宴饮宾客，酒兴大发时常自弹琵琶，优哉游哉。从此这个小小的山丘被称作了“康山”。而流云槎一直陈设在康山草堂中上。在康海手里，流云槎有了最初的记载。

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有两次去了扬州。所以在扬州他都亲临江春府第——康山草堂欣赏过这个流云槎，有御书为证：“奇花二月之中，遇古木千年以上，论楹贴以赐。”

董其昌有诗作：“散木无文章，直木有先伐。连蜷有离奇，仙查与禅筏。”这是记录流云槎的最有名的诗。

巴音博罗，满族，当代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文学作品400万字。著有诗集《悲怆四重奏》《龙的纪年》，油画散文合集《艺术是历史的乡愁》，小说集《鼠年月光》等多部。2009年9月开始油画创作。曾挂职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北京798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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