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该如何书写异域？V.S.奈保尔坦言：

“你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与当地报纸取得联系，然后就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新闻。如果你富有这方面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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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奈保尔又是如何书写的呢？《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写道：

“奈保尔笔下的世界，全靠他的双眼和双耳。他嫌弃大而化之的概括，他听人们说话，不光是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语调，他们对词汇的精确选择，甚至他们的闪烁其辞。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服装、姿态、表情、那些能让他精准白描的物理细节，就像一个鳞翅目学专家研究蝴蝶。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没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刚果的边远地区，只为倾听无名人物的故事。奈保尔做到了。这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谦虚，从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穷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够看到自己的痕迹。”

奈保尔这样阐释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一开始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传播。因此，在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我途经的国家，我所遇到的人必须做出双重的调整，适应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帝国，并在更早的时期适应阿拉伯人的信仰。你几乎可以说，我遇到的人经历了双重的殖民化和双重的自我疏离。因为我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哪种殖民化比与阿拉伯人的信仰一同到来的殖民化更彻底。被殖民化或被击败的民族会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在我谈到的几个伊斯兰国家里，这种不信任具有宗教的全部力量。阿拉伯人的信仰明文规定，在这种信仰发生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都受到了误导，都是异端；在这些信徒的心里或头脑里，他们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位置。于是，这里的历史观念与别处的历史观念相当不同；这里的人没有尽可能地回溯既往、学习既往的愿望。”

最后一句真的太精彩了。

印度呢？“他们放弃智识、观察和理性，变成了‘神秘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领域，印度不再能理解自身的缺陷所在。看见了神秘之域，就可以原谅或忽视智识的失败，那其实是掉进了印度的陷阱，以为印度土地的贫瘠必然意味着印度心灵的清贫，于是就沉溺于《孟加拉枪骑兵》的浪漫或《印度之旅》的离奇不经。那其实只是在表达一种简单的惊叹。”

在非虚构写作领域，英国人V.S.奈保尔是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他是布克奖和诺贝尔奖的双料得主，1932年出生的他，出身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并开启写作生涯。

《我们的普世文明》是奈保尔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汇集了二十篇游记和纪实作品，始于1962年的印度归乡之旅，终于1991年的拉美革命调查。奈保尔以脚步丈量世界的参差，在三十年间跨越四大洲，从第三世界角落走到帝国主义中心，铭刻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血泪，剖析不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困境。

在这段贯穿一生的旅行和写作中，奈保尔深情回望出生地特立尼达，那座人口仅有五十五万的殖民地小岛；也一次次地重返印度，那是父辈的故乡，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又将目光投向更远大的世界，如战地记者般闯入风暴的中心——在刚果新王的独裁国度，于丛林和河流中寻找黑暗的心；卷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肮脏战争，在墓地和妓院间撞见阿根廷的灵魂；现身美利坚的选举现场，见证金钱、权力和电视如何谋杀智识和炮制民主。

奈保尔写道：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的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踏上旅途去写作，我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这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展。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品来加以端详。”

奈保尔对世界的书写，从来没有真正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细节铺陈文明的分歧。他写道，他在爪哇旅行时遇到一个一心想要成为诗人、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野心是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给予他的，但他很难向他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举止优雅的人。她的仪表、穿着和谈吐都很优雅；她的举止沿袭自爪哇的宫廷，就像是一种艺术。”

于是奈保尔问对方：“你母亲暗地里不会为你是一个诗人而骄傲吗？”他用英语回答说：“她一点也不懂诗人是什么。”

这是因为，在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看来，“她祖国的史诗——这些史诗对她而言就像是神圣的经文——已经存在，已经被写了出来。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去学习或者参考它们。”

这段经历很容易让奈保尔想到自己的人生，因为他的特立尼达出身与之十分想象。当然，奈保尔是幸运的，他写道：

“我们来自印度，是一个从事农耕的移民社群。是我父亲给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让我与写作以及关于写作的种种观念相遇。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他的祖父还在襁褓之中就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在那个小小的农业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产生了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他让自己成了一个记者，尽管在那个殖民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

实际上，在同样信仰印度教的特立尼达，在奈保尔的家庭里，“没有一个长辈会想去从事文学创作。我父亲在特立尼达是通过英语获得这个观念的；尽管在那个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获得了一种观念，一种与英语相联系的高级文明的观念；他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文学形式的知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光有感知力是不够的。你需要掌握能够容纳或承载感知力的形式；而文学形式，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奈保尔也正是在父亲的感召之下，立志成为一个写作者。他深谙一点：“我想强调事情庸常的这一面，因为它容易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容易只想到写作那个人化的、浪漫的一面。写作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但书的出版从一开始就关涉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协作。这个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商业组织。它还有特定的文化或想象的需求。它不相信所有的诗歌都已经被写出。它需要新的激励和新的写作；它也拥有对新创造的事物进行判断的准则。”

当然，这种社会氛围在上世纪50年代的特立尼达是不存在的，所以奈保尔如果想靠写书生活，就必须迁徙到那种可以靠写作生活的社会中去，他当时唯一的选择是英国。

即使后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基于当地文化和经济条件，在奈保尔眼中仍然缺少诞生他这样的作家的空间，比如在原教旨主义中不再向前看的伊斯兰世界就是如此。

奈保尔对英国并没有太多归属感，尽管他在英式教育中成长，并在英式文化的包容下成名——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无法为他提供的。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他都像一个局外人，也像一个流亡者，这让他更具洞察力，但也让他有阴郁的一面。

奈保尔在书中描述的地区都曾是殖民地，而在摆脱殖民地身份后，这些地方并没有顺利过渡至正常状态，反而经历了混乱失序、经济崩溃乃至各种残杀，刚果（金）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许多人认为，这些后殖民地国家的落后，是因为殖民者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但它无法解释那些从殖民地渐渐成长为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例子。事实上，类似刚果（金）这样的国家，一直有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愚昧。

奈保尔写道：

“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刚刚获得的一点智识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

1973年，蒙博托推行国有化，没收外国人的企业与资产，收归国有。奈保尔写道：“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人民。”

这种情况在非洲并不罕见。人们痛恨殖民者，但却陷入反智主义，建立愚民统治。在奈保尔看来，保障个人权利、允许个人追求幸福与自由发展，并营造这样的环境，就是普世文明，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径。“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觉醒精神。我不能想象我父亲的父母能够理解这个观念。在其中蕴含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个体的概念，责任，选择，智识生活，志业，自我完善，以及成就的概念。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它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散。”

当然，奈保尔眼中的普世文明从不完美，它仍在自己的进程中。

书名：《我们的普世文明》

作者：[英国] V.S.奈保尔

译者：马维达 / 翟鹏霄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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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在智识荒芜的时代 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书房